2026年8月8日晚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做客央视财经《对话》栏目，再次将矛头对准电商平台。节目中，他直言电商平台已演变为“100%的中间商”，是“更强势的中间商”，“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‘杀’光了”。他呼吁“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”。
这已不是钟睒睒第一次向电商平台“开炮”。从2024年底至今，他对直播电商乃至“四大电商平台”的批评几乎没有停过。而这一次，他把批评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，并直接喊出了“限制平台权力”。然而，这番言论也引发了广泛争议——支持者认为他戳中了平台经济的痛点，反对者则质疑他“嘴里喊的是主义，肚里装的是生意”。
一、“平台就是100%的中间商”
在《对话》节目中，钟睒睒对平台模式的拆解相当直白。他指出，真正的交易平台有规则，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，不是每一单都调整。但电商平台不同，“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，那就是100%的中间商”。
在他看来，传统中间商的抽成是公开、恒定的，而平台却可以借助算法对每一笔订单单独调整抽成、干预流量分配。商家做完一单生意，往往连自己能拿到多少收益都算不清。收费的不透明，让平台成了比任何传统经销商都强势的“新中间商”。
钟睒睒的逻辑链条很清晰：平台和价格战压缩了产业链利润，最终受损的是农民、制造商乃至整个实体经济。他把矛头指向了平台经济对线下零售生态的冲击——“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，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‘杀’光了”。他认为，逛街带来的即兴、感性消费能够激发创造力，如今年轻人却被吸进手机屏幕，“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”。
对于平台主导的价格竞争，他的批评同样不留情面：“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，不卷质量，不卷高品质，不卷溢价水平，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钟睒睒在节目中还回应了关于他与马斯克财富差距的提问。他说：“我只不过是个农民企业家，拉大的是整个中国企业家的距离……企业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教科书里讲的利润最大化，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。”
二、两年五次开炮，一次比一次重
梳理时间线可以发现，对电商平台的批评是钟睒睒近两年最持续的公开议题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。
2024年11月，他在江西赣州出席活动时点名批评某电商的价格体系“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”，并表态“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”。
2024年12月，他又提到，真正的助农应该从产业化、精加工做起，而不是靠流量制造的“畅销”假象。
2025年1月，他连发三条朋友圈，将“四大电商平台”称为“中国经济的绞肉机”“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”。他写道：“四大电商平台让我们丧失了超越经济的机会，大量的中小商户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公平竞争的能力，大量的就业机会被平台掠夺走了。”他还痛陈：“网络的戾气和暴力充满每个角落，声嘶力竭替代心平气和!我们怎么办?怎么办!”
2025年4月，他再度发文，称“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”。他还指出，互联网平台在“消灭中间商”的口号下变成了中间商，控制舆论，左右舆论，从中渔利。
2026年8月，他在央视《对话》中更进一步，直接呼吁“限制平台权力”。从批评价格体系，到指责平台抽成，再到质疑流量分配，最后上升到呼吁监管层面，钟睒睒的批评步步升级。
三、争议四起：是忧国忧民，还是利益代言?
钟睒睒的言论迅速引爆舆论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。
支持者认为，钟睒睒戳中了平台经济的现实痛点。平台“当裁判又当选手”、抽成规则不透明、流量分配黑箱化、全网低价倒逼制造业利润见底——这些批评在过去几年里早已是中小商家的普遍抱怨。有评论指出，电商平台当年靠减少中间环节赢得市场，如今传统渠道变短了，佣金、广告、推广和流量竞价又组成了一条新的渠道。“中间商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换了一副面孔。”
反对者则直指钟睒睒的立场问题。媒体人吴晓波发文直言，钟睒睒讲的十句话中，有七八句他是认同的，但部分观点偏激，虽洞察到行业弊病，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思路。吴晓波明确表示不认同钟睒睒的核心观点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他把电商与其他商业形态进行了“敌我矛盾式的对立”;其二，他把电商与实体经济同样进行了“敌我式的对立”;其三，他把民众消费完全归拢于“物质消费”，认为电商的发达与城市经济的繁荣是零和游戏。吴晓波总结称：“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钟睒睒的善意和愤怒，但是，他是看到了疾病，却给错了药方。”
更有评论尖锐指出，钟睒睒的批评与其自身的商业模式高度相关。农夫山泉的收入主要依赖线下经销商体系。招股书显示，2017年至2019年以及2020年前5个月，公司通过经销商分销的收益占总收益的95%、94.6%、94.2%及93.6%。截至2020年5月末，公司通过4454名经销商覆盖了全国243万个以上的终端零售网点。到2023年末，农夫山泉经销商数量已达5000左右，网点超过300万个。
钟睒睒曾明确表示，要求公司电商渠道销售收入占比不能超过5%，“不然线下小店怎么养，小店老板们卖什么?”2025年年报中，农夫山泉也表示，公司通过控制电商渠道销售占比，更好地稳定了经销体系价格秩序。
有评论因此质疑：钟睒睒口中的“主义”，背后站着的恰恰是农夫山泉300万个线下终端所代表的利益。“某种程度说，大家都是‘中间商’，包括农夫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其实也是个‘中间商’。”“钟先生在肯定自我的同时，也应该肯定‘中间商’的价值。”
四、平台经济的“中间商”之争
钟睒睒将电商平台定义为“中间商”，这一论断本身也引发了经济学层面的讨论。
有观点认为，电商平台和传统中间商有着本质区别。电商提供的是网络交易撮合服务，其收入结构主体并非商品购销差价，而是依托平台生态提供的多元化服务收益。平台并不参与商品采购、库存备货与终端销售，不承担货品滞销、损耗等经营风险，与低买高卖的中间商有着本质区别。
但支持钟睒睒的人则认为，虽然形式不同，但平台通过算法干预定价、控制流量分配，实际上比传统中间商拥有更大的权力。平台早已跳出“交易场所”的范畴，构建了覆盖交易全链路的数字化服务创新体系。这种超级权力如果缺乏约束，确实可能损害产业链上其他参与者的利益。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的评论指出，钟睒睒提出的“中间商”之说，并非否定电商的产业价值，而是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内卷。电商应依托透明、固定的服务费率赚取服务收益，尊重商户的自主定价权，坚守交易撮合的服务本位。但电商之间存在激烈竞争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平台通过多种手段深度干预商品定价——从常态化的平台大额补贴、满减优惠券，到被严厉整治的“全网最低价”强制承诺、低价流量倾斜规则等等。平台的低价导向看似让利消费者，实则对商户造成持续性伤害。
五、政策风向：从“规范”到“赋能”
钟睒睒的炮轰恰逢平台经济政策走向的关键节点。
就在他发声前不久，2026年7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明确提出“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”。会议将这一表述置于“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”“继续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和“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”的框架之下。
与此同时，一系列监管大案密集落地。4月17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.97亿元巨额罚单，严惩平台放任“幽灵外卖”行为。7月25日，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没51.79亿元。6月份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，包括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，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.2亿元，降低平台整体抽成费率，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。
这三个案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：若放任平台经济野蛮生长，很容易出现“平台赚钱、商家薄利、劳动者负重”的恶性循环。
但“规范”不等于“强监管”。近期，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出台了《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(2026—2028年)》。2026年2月，市场监管总局还发布了《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》，列举了平台间算法共谋、平台不公平高价、平台低于成本销售、“全网最低价”等8个风险示例。
有分析指出，此时再提平台经济“规范健康”发展，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，而是政策深化的宣言：平台经济的“规范”从未退场，只是从“专项整治”走向“常态化监管”;平台经济的“发展”从未被忽视，只是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了“共赢发展”。
六、炮轰之后，问题仍在
钟睒睒的炮轰，将平台经济治理这一复杂议题再次推到了聚光灯下。
不可否认，他的批评确实切中了部分现实——算法规则的公平性、价格内卷的低价竞争导向、烧钱补贴等问题，确实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的顽疾。平台经济诞生之初，确实为流通市场打开了全新的可能。但旧渠道减少以后，新成本也长了出来——“平台上的费用早已不只一项佣金。广告、推广、活动、物流和售后，都可能进入一笔订单的成本。”
然而，将传统零售、消费、创造力等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电商平台，恐怕也有失偏颇。有评论指出，“电商平台本身也是果，不是因”。过去十几年，电商高速发展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不到20万亿元涨到快50万亿元，电商不只是分享了这个市场，也参与了市场的做大。
更重要的是，电商平台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创造力，“甚至是第一次，在商业领域，把创造的权力，交到了普通人手里”。“如果没有电商平台，创造力大概还停留在少数人手里。”
平台经济的下半场，规则该怎么定、权力该怎么限，恐怕不是一位企业家炮轰几次就能有答案的。正如有评论所说：“平台企业要明白，‘规范’不是一阵风，‘发展’也不是放任自流。只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合规经营、守正创新，平台经济依然大有可为。”
至于钟睒睒——他嘴里喊的是不是主义，肚里装的是不是生意，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：当一个中国首富连续两年、五次三番地将矛头对准同一个行业时，这个行业一定存在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。
